近年来，网络直播诈骗、直播打赏诈骗、线上交友诈骗案件持续增多。此类案件往往以公司化方式运营，内部设置股东、团队长、小团队长、运营、主播等多个层级。一旦案发，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较大，公诉机关通常会根据岗位名称、团队金额、人员管理关系等因素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团队长”“小团队长”都当然属于主犯。对于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的基层管理人员，能否准确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直接决定量刑轻重，甚至关系到能否适用缓刑。
刘正刚律师近期承办一起跨省网络直播诈骗案。该案涉案人员35人，涉案总金额500余万元，人员层级包括公司股东、团队长、小团队长、运营、主播五类。刘正刚律师为被告人当事人刘某进行辩护。公诉机关将刘某定性为“小团队长”，认定其为主犯。经律师介入辩护，法院最终认定刘某构成从犯，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一、网络直播诈骗案中，“小团队长”是否一定是主犯？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主犯通常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策划、指挥或者主要作用的人。从犯则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
因此，判断“小团队长”是否属于主犯，不能只看岗位名称，而应当重点审查其是否真正掌握以下权限：
- 是否参与公司投资、分红或者重大经营决策；
- 是否制定诈骗模式、直播话术或者运营规则；
- 是否控制被害人打赏款项、公司账户或者资金分配；
- 是否决定对被害人退款或者拒绝退款；
- 是否具有人员任免、考核、处罚等实质管理权；
- 是否取得明显高于普通参与人员的违法收益。
如果所谓“小团队长”只是按照公司安排执行工作，没有投资、没有决策权、没有资金控制权、没有退款决定权，实际获利也较少，甚至未从诈骗金额中取得提成，则不宜简单认定为主犯。
二、从组织层级看：没有投资和决策权，是争取从犯的重要依据
在刘某案中，辩护人首先从公司组织结构入手，指出刘某虽被称为“小团队长”，但其并非公司股东，也没有参与公司投资运营。
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的核心责任人员，通常是设计业务模式、组织人员实施、控制公司资金并享受主要利益的人。与这些人员相比，基层小团队长往往只是处在公司管理链条的末端，按照上级安排完成具体工作。
本案中，刘某对公司事务没有决策权，对直播运营模式、主播话术、资金流向等关键事项均不能决定。其并非诈骗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或者主要控制者。辩护人据此提出，刘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明显低于核心人员，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
三、从资金流向看：不控制打赏款和退款决定，说明作用相对次要
诈骗案件中，资金控制能力是判断主从犯的重要因素。
在本案中，所有打赏款均进入公司账户。刘某作为小团队长，既不能直接控制被害人打赏款，也不能决定是否向被害人退款。也就是说，刘某并不掌握诈骗资金的核心流向。
如果一个被告人只是按照公司安排从事辅助性工作，既不掌握资金入口，也不掌握资金分配和退款决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支配性就明显不足。辩护律师应当围绕银行流水、公司账户、提成规则、退款审批流程等证据，证明当事人并非资金控制者和主要获利者。
四、从获利情况看：未实际取得提成，有利于从犯和缓刑辩护
在刘某案中，小团队长的收益模式主要是固定比例提成，比例约为4.4%。如果遇到被害人闹事、要求退款等情况，小团队长甚至无法获得提成。
根据案件材料，刘某因被害人要求公司退款，实际未从涉案诈骗金额中取得一分钱提成。其收入性质更接近于工资性收入，与公司股东分红、核心人员高额获利存在明显区别。
这正是辩护中的关键事实：如果被告人没有取得主要违法收益，甚至未实际取得提成，就不能将其与核心组织者、主要获利者作同等评价。对于争取从犯认定、降低量刑档次、争取缓刑，实际获利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五、从主观恶性看：基层参与人员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可能较弱
网络直播诈骗案件常见的表现形式包括虚立人设、情感诱导、直播打赏、话术维护等。对于此类行为的性质，不同参与人员的认知程度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公司高层或者核心策划者而言，其通常更清楚整个模式的违法性和欺骗性。但对于部分基层参与人员而言，其可能只是按照公司培训和话术完成工作，对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犯罪缺乏充分认识。
当然，违法性认识不足并不必然阻却犯罪成立，但在量刑时可以作为评价主观恶性的重要因素。辩护律师可以结合当事人的岗位、入职时间、培训内容、工作职责、收入水平、聊天记录等证据，说明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六、从案发后表现看：认罪认罚、退赃退赔是争取缓刑的重要条件
在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如果案件定性和基本事实难以完全否定，辩护重点往往需要转向量刑辩护，包括从犯、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初犯偶犯、社会危险性较低等情节。
刘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接受司法机关教育，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体现出悔罪态度。
七、法院结果：主犯改认从犯，判处三年缓刑四年
经过庭审辩护，法院最终采纳辩护人的核心意见，认为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构成从犯，并结合其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悔罪表现等情节，对刘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这一结果说明，在人数众多、金额较大的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辩护律师仍然可以通过精细化阅卷和有效辩护，围绕当事人的实际地位、权限、获利和悔罪表现，争取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处理结果。
八、律师提醒：网络直播诈骗案件应尽早介入辩护
网络直播诈骗、直播打赏诈骗案件通常证据量大、人员关系复杂、涉案金额计算争议多。对于被列为团队长、小团队长、运营、主播的人员，辩护重点并不完全相同。
家属在委托律师时，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 当事人是否被认定为主犯；
- 涉案金额是否包含不应由其承担的部分；
- 是否有证据证明其没有决策权和资金控制权；
- 实际获利金额是否已经查清；
- 是否具备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取得谅解等从宽条件；
- 是否有适用缓刑的空间。
越早介入，律师越能及时梳理证据、明确辩护方向，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
结语
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不能简单按照岗位名称“一刀切”处理。对于“小团队长”等基层管理人员，应当结合其是否参与投资、是否具有决策权、是否控制资金、是否主要获利、是否具有悔罪表现等因素，依法准确认定主从犯和量刑责任。
刘某案中，刘正刚律师通过对组织层级、资金分配、实际获利和案发后表现的系统论证，成功促使法院将刘某由公诉机关认定的主犯改认为从犯，并最终取得三年缓刑四年的良好结果。
如果您或家人涉嫌网络直播诈骗、直播打赏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刑事案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刑事律师，及时评估案件风险和辩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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