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信息管理员卖用药数据给药企，算受贿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最高法公报：受贿罪

裁判规则速览：国有医疗机构中从事医疗数据统计、传输、维护等信息管理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其统计、传输、维护的信息和数据系国有医疗机构对医疗业务进行管理、监督、决策的重要依据，属于医保信息，工作内容具有公务性质，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该类人员利用信息管理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医药营销人员财物，提供本机构药品使用情况统计数据，为药品企业不正当销售提供便利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
裁判日期：2013年5月17日（二审改判）

本文由刘正刚律师撰写。刘正刚，法学博士，资深律师，专注职务犯罪辩护与企业合规业务。

一、典型案情

丁利康，男，1977年出生，大专文化，原系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有事业单位）办公室信息管理员，事业编制。

岗位职责：

根据单位提供的《信息科系统管理员岗位职责》等文件，丁利康的工作包括：

• 构建、维护单位计算机网络；
• 日常信息统计、传输；
• 监控信息数据库使用情况；
• 管理用户权限；
• 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医保数据的统计、传输；
• 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安全性负责。

受贿事实：

2006年至2011年间，丁利康利用上述职务便利，收受医药销售代表和电脑设备供应商的财物：

丁利康通过自己的邮箱（dingdong3800@163.com）将医院药品使用情况数据发送给医药代表，并使用农业银行卡收受好处费。

自首与退赃：

2011年5月23日上午，单位领导找丁利康谈话时，丁利康主动交代了收受医药代表贿赂的犯罪事实。同日下午，经检察机关通知到案接受调查谈话时，又如实供述了全部事实。一审过程中，丁利康退赔了5万元。

二、争议焦点

焦点一：国有医院信息管理员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这是本案的核心问题。《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丁利康虽有事业编制，但他的工作是计算机网络维护和信息统计，这到底是”从事公务”还是”提供技术劳务”？

焦点二：应定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两罪的关键区别在于主体身份。如果认定丁利康具有公务性质，则构成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法定刑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5万元以下的档次）；如果认定仅为技术劳务，则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两罪性质差异显著，对被告人的政治权利、职业资格、档案记录等影响重大。

焦点三：医药代表为什么要给信息管理员送钱？

这些数据有什么价值？医药代表拿到各医院、各科室甚至各医生的药品使用量后，可以精准营销、调整销售策略、计算回扣基数。这种数据交易表面上没有直接侵害具体患者的权益，但实质上破坏了国有医疗机构的用药监管秩序，属于典型的”钱权交易”。

三、法院裁判要点

（一）一审：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是”行使职权、从事公务”，即代表国有单位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丁利康虽为事业编制，但他的核心工作是计算机网络构建维护和日常信息统计，属于技术性、事务性工作，不具有职权内容。其向医药代表提供药品使用情况，利用的是”不具有职权内容的工作便利”，不具有从事公务的性质。

据此，一审判处丁利康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一年九个月，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二）抗诉：检察院认为定性错误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国有事业单位，丁利康是事业编制人员；
2. 其岗位职责兼具技术和管理双重属性，对医院用药数据的信息管理、监控、保密实质上是履行公共事务的管理、监督职责；
3. 医药代表送钱正是因为丁利康掌握的用药数据能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属于钱权交易；
4. 一审仅看到信息工作的技术属性，忽略了公共事务管理属性。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抗诉。

（三）二审改判：医疗信息管理具有公务性质，构成受贿罪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采纳了抗诉意见，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数据信息的性质——属于医保信息，具有公共属性。

丁利康管理、统计、传输的用药数据，是国有事业单位医院对医疗业务进行管理、监督、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些数据不是个人的、技术的、无价值的信息，而是关系到医保基金安全、合理用药监管、药品销售秩序的医保信息。

第二，岗位职责的性质——具有监督、管理的公务属性。

法院逐项列举了丁利康的职责：监控数据库使用情况、管理用户权限、协助医保数据统计传输、对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安全性负责。这些职责表明他不仅是修电脑、拉网线的技术工，更是在代表国有事业单位对医疗信息这一公共事务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

第三，钱权交易的本质——受贿罪的构成。

丁利康利用信息管理的职权，私自向药商提供数据、收受钱款，符合受贿罪”钱权交易”的本质特征。同时，他还利用具有的单位电脑采购建议权，收取电脑设备供应商2000元礼券消费卡，这部分金额应与医药代表贿赂累计计算，一并处以受贿罪。

（四）一、二审对比

2013年5月17日，上海二中院终审改判丁利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四、刘正刚律师实务提示

1. “从事公务”是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核心标准

无论是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还是合同工，判断是否构成受贿罪主体的核心不是”身份”，而是是否从事公务。所谓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从事技术性、劳务性、服务性工作（如医院的医生、护士、司机、清洁工），即便在国有单位工作，也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医生开处方收回扣，在特定历史阶段曾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但如果工作内容涉及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如药品采购审批、医保数据管理、招标评审、人事管理等），则可能被认定为从事公务。

2. 数据已经成为新型”贿赂对价”

本案公报时（2013年）数据的价值尚未被广泛认识，但法院已经前瞻性地认定：医院的药品使用统计数据是医药营销中的关键资源，能够帮助药企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十年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实施，数据被明确列为生产要素。医院、银行、税务、社保、不动产登记、招投标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掌握的数据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的，不仅可能构成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据泄露等罪名。在大数据时代，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内部数据权限管理和审计。

3. 量刑差异：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选择意义

在本案案发时（2013年），受贿5万元的法定刑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则在五年以下。两个罪名的法定刑差异不算巨大，但性质影响深远。受贿罪是职务犯罪，开除公职、吊销执业资格、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等附带后果更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则属于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和2016年”两高”司法解释调整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标准，但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仍然是职务犯罪辩护的首要任务。

4. 自首认定的关键节点

本案中丁利康的自首认定值得注意：他是在单位领导找其谈话时主动交代的，而非在检察机关已经掌握证据后被动承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即构成自首。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很多人以为”被纪委叫去谈话”就一定没有自首机会，实际上在组织谈话阶段主动交代未被掌握的犯罪事实，仍可能被认定为自首。本案正是因为自首和退赃，丁利康才获得了缓刑。

5. 医疗机构应建立数据合规体系

对于国有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言，本案具有直接的警示意义。应做到：第一，对HIS系统、医保数据、药品使用统计设置分级授权和访问日志；第二，严禁任何个人未经审批向药品供应商提供数据；第三，与信息科人员签订保密和廉洁协议；第四，定期进行合规培训，明确对外提供用药数据属于违纪违法行为；第五，发现异常数据访问或外传痕迹及时内部调查，必要时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

五、FAQ

Q1：国有医院的医生收回扣，算受贿罪吗？

需要看具体行为。如果医生只是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技术性权力）收受医药代表回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答复，一般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如果医生同时担任科室主任、药事委员会成员等行政职务，在药品采购、招投标、进院审批等环节利用管理职权收受财物，则可能构成受贿罪。本案中丁利康虽不是医生，但他管理的医保用药数据被认定为具有公务性质，因此以受贿罪论处。

Q2：信息管理员只是个”修电脑的”，为什么算国家工作人员？

判断标准不是头衔，而是工作内容是否具有公务性质。丁利康不仅负责网络维护，还负责监控数据库、管理用户权限、统计和传输医保数据，并对数据安全负责。这些数据是医院进行医疗管理、医保部门进行监管决策的重要依据，丁利康实际上在履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监督职责。正因为他掌握这些数据并能向药商提供，医药代表才会向他行贿——钱权交易的对象正是这份公务职权。

Q3：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差多少？

根据现行《刑法》及2016年”两高”司法解释：受贿罪数额较大（3万-20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额较大（6万-100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标准也不相同。此外，受贿罪还可能并处没收财产，且犯罪记录影响更严重。在本案审理时，两者量刑差异相对较小，但定性仍然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Q4：向医药代表提供医院药品使用数据，为什么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

医药代表获取各医院、各科室、各医生的用药量数据后，可以精准分析市场情况、制定营销策略、计算回扣基数、在同行竞争中获得优势。这些数据属于商业秘密和医保监管信息，药商获得数据后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不正当营销。因此，丁利康提供数据的行为客观上为药商谋取了竞争优势，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

Q5：丁利康的自首是怎么认定的？

2011年5月23日上午，单位领导找丁利康谈话时，他主动交代了收受医药代表贿赂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或有关负责人员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的，视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同日下午他经通知到检察机关接受调查时再次如实供述。这一情节使他获得了从轻处罚并最终适用缓刑。

Q6：受贿罪在什么情况下能判缓刑？

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的，可以宣告缓刑。本案中丁利康受贿约4.76万元（当时属”数额较大”档次，法定刑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但有自首、全额退赃、认罪悔罪等情节，二审改判三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缓刑三年。需注意，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Q7：电脑供应商给的2000元礼券也算受贿吗？

算。丁利康作为信息管理员，虽然不是正式的采购决策者，但对单位电脑设备采购具有建议权，在日常网络维护中也能影响供应商的选择。他收受供应商2000元礼券消费卡，并在工作中为对方提供便利，属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部分金额与医药代表的贿赂款累计计算，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Q8：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如何防范刑事风险？

建议：第一，严格遵守医院数据保密制度，不向任何外部人员提供未经审批的医疗、用药、患者数据；第二，不私下接触医药代表、设备供应商，确需工作接触的应在办公场所、有第三人在场；第三，不收受任何形式的红包、礼券、消费卡、回扣；第四，发现医药代表打听数据或同事违规提供数据的，及时向院纪委或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第五，定期参加廉政教育和合规培训。

Q9：在贵州的国有医院、学校、科研院所工作，哪些行为可能构成受贿罪？

在贵州的国有事业单位中，以下行为可能构成受贿罪：在药品、设备、教材、物资采购中收受回扣；在工程建设、维修项目招标中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在招生录取、职称评审、科研经费分配、医保报销审核中收受贿赂；在人员招聘、岗位调动中为他人谋利收受财物；将单位掌握的公共数据、商业秘密违规提供给他人换取利益。如果仅从事教学、医疗、科研等技术性工作，利用的是专业技能而非公共管理职权，收受财物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Q10：因涉嫌受贿被调查，什么时机退赃最有利？

退赃越早越好。在纪委监委初核阶段、检察机关立案前主动退赃，通常能被认定为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可以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本案中丁利康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退赔5万元，加上自首情节，最终获得缓刑。如果等到判决后才退赃，从宽效果会大打折扣。退赃时应通过办案单位正式渠道进行，保留好转账凭证和收据。

© 刘正刚律师 · 法学博士 · 执业证号：15201200920519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