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公司业务员用自己操控的”皮包公司”和单位签合同、虚构交易，把单位货款骗到手挥霍——这看似是”利用合同诈骗”，为什么法院最终定的是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同样是签了合同骗钱，定性的关键到底在哪？本文结合《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刑事案例一》中的一则典型案例，解析”业务员虚构交易骗本单位货款”的罪名认定。
一、案情概要：业务员虚构供货九次，骗本公司货款2176万去赌博
2022年7月至9月，李某作为某工程机械公司的业务员，虚构向徐州某公司供应机械设备的事实，以自己操控的某贸易公司、某商贸公司名义与徐州某公司签订机械设备购买合同，先后九次骗取货款共计2176.53万元，所得全部用于赌博等违法活动。
案发后，李某于2022年11月潜逃境外，又于同年12月20日返回国内投案，并将自有两套门面房作价50万元抵偿给被害单位。
法院认定李某构成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违法所得2176.53万元扣除已抵偿的50万元，剩余2126.53万元继续追缴后发还被害单位。判决已生效。
二、法院裁判：合同只是工具、未涉市场秩序，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本案争议焦点是：李某虚构交易、假借合同骗取财物，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认为，虽然形式上签了合同，但应定诈骗罪，理由有四：
第一，从犯罪主体看，李某不是合同的真正相对方。他以自己操控的两家公司名义签约，实质是借合同形式行骗，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特征。
第二，从客观方面看，根本没有真实交易和经营活动。所谓购销合同只是形式和手段，买卖关系并无事实基础，李某也没有任何履行合同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整个交易都是为骗取财物而虚构的。
第三，被害单位陷入错误认识，靠的是对”人”的信任而非对”合同”的信任。是基于对业务员李某的信任才付款，而非基于对合同本身的信赖。
第四，本案侵害的只是本公司的财产，未侵害市场交易秩序。合同诈骗罪除侵犯财产权外，还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而李某仅侵害了所在公司的财产所有权，没有侵蚀市场运行机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体要件。
关于主观恶性，李某九次虚构交易、诈骗2170余万元，次数多、数额特别巨大，且将赃款用于赌博，主观恶性不小。综上，李某构成诈骗罪。
三、”利用合同实施诈骗”与一般诈骗的区分标准
本案进一步明确了两罪的区分要点（与单纯比较罪名不同，本案突出”合同是否有实质经济活动”）：
看是否有真实经济活动：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与合同约定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等经济活动；若没有任何经营活动、合同纯粹是行骗工具，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看”合同”是否联结市场运行机制：对”合同”应采社会功能主义立场，审查其背后是否体现、规制市场交易秩序。与市场运行机制无关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看被害人因何陷入错误认识：因对合同的信赖而处分财产，倾向合同诈骗罪；因对特定人的信任而处分财产，则更接近一般诈骗罪。
特殊诈骗罪标准更严：涉及合同、金融、集资的特殊诈骗罪，交易主体本应了解交易风险，认定时应采取比一般诈骗罪更严格的标准。
四、实务操作要点
对企业而言，业务员、采购、财务等”内部人”利用职务信任和关联公司虚构交易，是高发的财产风险点。应建立交易对手真实性核验、关联关系排查、大额付款多重审批与资金流向监控，避免”凭信任打款”；
对辩护而言，准确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有实益。两罪量刑标准、数额门槛不同，辩护应从”有无真实经营活动””合同是否联结市场秩序””被害人因人还是因合同受骗”等维度精准定性，避免被笼统拔高；
对涉案者而言，自首、退赃退赔是重要从宽情节。本案李某虽潜逃境外，但主动返回投案、抵偿部分损失，这些情节对量刑有实际影响，应尽早争取；
赃款去向影响主观恶性评价。将巨额赃款用于赌博等违法活动，会被认定主观恶性大、难以从轻，涉案人及家属应重视退赃挽损而非继续挥霍。
结语
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不能只看有没有”一纸合同”。当合同只是行骗的工具、背后没有任何真实经营活动、被害人是因信任”人”而非信任”合同”才交付财物时，即使签了合同，也只构成普通诈骗罪。对企业而言，越是熟悉信任的”自己人”，越要守住交易核验和资金管控的底线。如果您或企业遭遇职务侵占、诈骗、合同诈骗等问题，欢迎联系刘正刚律师：13885187222（贵阳）。
（本文素材来源于《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刑事案例一》案例14，已做脱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