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境外”杀猪盘”团伙骗了几十名被害人、上千万元，但很多被害人分散各地、难以全部找到，资金又被频繁转移、快速取现——这种情况下，诈骗数额到底怎么算？没有每一名被害人都到案指证，是否就只能”算少不算多”？本文结合《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刑事案例一》中的一则典型案例，解析”刑事推定”在认定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数额中的运用规则。
一、案情概要：境外杀猪盘团伙分组作案，骗取被害人数百万元
2020年11月，杨某在境外某酒店成立公司，专门从事”杀猪盘”式电信诈骗，下设”旺财组””鸿运组””聚财组””财神组”四个小组。罗某负责管理全部人员，杨某1负责资金流转并兼旺财组组长，周某是旺财组组员。
各组以单身、离异女性为主要诈骗目标，先通过社交软件聊天建立信任，再把被害人推荐给组长或代理”精聊”，进一步诱导被害人通过诈骗软件”投资”，骗取钱款。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杨某、杨某1、罗某共参与骗取数十名被害人360多万元，周某参与骗取多名被害人100多万元。
法院认定四人均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且系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酌情从重。杨某、罗某、杨某1为主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至十三年；周某为从犯，判处四年六个月；四人退赔被害人损失。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院裁判：被害人难以查清，依”刑事推定”综合认定诈骗数额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在被害人难以全部查清、资金链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准确认定诈骗数额？法院采用了”刑事推定”的证明方法，分四步展开：
第一，被害人难以查清，符合刑事推定的适用前提。被告人在境外通过多种网络平台对不特定被害人作案，被害人分散各地、人数难查、资金频繁转移快速取现，传统”一对一印证”模式难以实现，符合采用综合认定和刑事推定的前提。
第二，基础事实有多元证据证实。同案犯供述、多名被害人陈述、报案材料、手机联系记录、银行交易明细，以及从网络科技公司调取的注册信息（显示诈骗公司负责人为杨某），相互印证，证实了诈骗行为及被害人款项打入被告人公司账户的事实。
第三，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常态性（高度盖然性）。在一定时期内，多名被害人及陌生款项打入杨某控制的银行账户，而被告人与这些人之间并不存在正当交易、借贷等合法关系，且发生在诈骗行为持续期间——据此可以推定账户内资金即为诈骗数额。
第四，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刑事推定不是”一推了之”，被告人有权提供线索或证据，证明某笔款项不属于诈骗金额，对指控数额提出异议。本案被告人在庭审质证中并未提出有效反证，故推定成立。
据此，法院不依赖口供等言词证据，而是结合全案证据采用刑事推定，合理确定了诈骗数额。
三、刑事推定认定诈骗数额的认定标准
本案明确了刑事推定在电信网络诈骗数额认定中的适用条件：
适用前提——被害人难以查清：针对网络诈骗非接触、隐蔽、被害人不特定、涉案区域广等特点，传统印证模式难以实现时，方可采用。
基础事实须有客观证据：作为推定前提的基础事实，必须有银行流水、交易记录、注册信息、报案材料等客观证据证实，不能凭空推定。
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具有常态性：陌生款项在诈骗期间打入被告人控制账户、双方无正当法律关系，则可高度盖然地推定为诈骗资金。
允许被告人反驳：必须保障被告人提出反证、就个别款项提出异议的权利，经实质审查后确定，保证推定的严谨性。
四、实务操作要点
对被告人及辩护方而言，”刑事推定”并非不可撼动。辩护的关键在于针对”基础事实是否扎实””资金是否确无正当来源””个别款项能否排除”提出具体反证。被告人若能证明账户中某些款项系合法经营、借贷、亲友往来等，就可能从认定数额中扣除，直接影响量刑档次；
要紧盯数额对量刑的决定性影响。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与数额巨大之间量刑差距很大，逐笔核查银行流水、审计报告，剔除重复计算、非诈骗款项，是降低刑期的重要途径；
准确区分主从犯同样关键。本案组织管理者为主犯、一般组员为从犯（减轻处罚），地位作用、参与时间、分工、获利情况都应充分举证；
注意从重情节。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酌情从重，累犯、前科亦从重；而自首需”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本案部分被告人虽回国但未如实供述，未被认定自首——涉案人应尽早如实供述以争取从宽。
结语
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找不全、钱款查不清”，并不意味着犯罪数额就能蒙混过关。在基础事实扎实、资金往来异常且无合法解释的情况下，法院可依刑事推定合理认定诈骗数额；与此同时，被告人始终享有反驳的权利。数额是此类案件量刑的命脉，无论指控还是辩护，都需要扎实的证据功夫。如果您或家人涉及电信网络诈骗、帮信、洗钱等案件，欢迎联系刘正刚律师：13885187222（贵阳）。
（本文素材来源于《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刑事案例一》案例15，已做脱敏处理。）